卌年丨李杜：一张小饭桌送走四个大学生
老编的话：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。新三届大学生即77、78、79级通常被视为一个群体，聚集了“文革”十年被耽误的人才。新三届以平均6％的超低录取率，成为中国当代史上难以复制的一代。
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？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？本号特辟“卌年”和“校园”专题，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，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。
李杜，生于1956年，高中毕业后下乡3年，77级考入湖南大学化工系分析化学专业学习，毕业后先后在科研单位及高校工作，退休前任湖南大学生物学院副院长。
高考后心情不错，
在照相馆拍了张照
原题：
我的高考往事
——我和父亲的高考
又是一年高考季。一转眼，时光离我的高考远了40年，回顾我的高考往事，却觉得一切都历历在目。
1978年初，我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，被录取到湖南大学化工系分析化学专业。虽是1978年入的学，但考试是在1977年进行的，所以还是被称为77级。能成为中国77级大学生的一员，是我这辈子引以为荣的一件幸事。
1977年的高考，真是千军万马同挤独木桥——11年没有高考了，570万人同时报考，录取了27万人，录取率不到5%。若再把大专和中专去掉，本科学校的录取率只有2%了，我能考上湖南大学真是有些“走狗屎运”的感觉。后来再和同学们忆起当年高考的情形，发现自己比他们又要幸运很多，因为我有个强有力的老爸做后盾，我的高考可以说成是我和父亲的高考。
1977年，我已在乡下当了两年多的知青。对知青来说，最折磨人的还不是劳动的艰辛和生活的困苦，而是你不知道等着你的命运将是什么，好比在茫茫大海里奋力游着看不到彼岸，或有船只从你身边驶过，却不是来救你的。这时知青点已陆续有人参军或是招工走掉了，每离开一个人都会引起知青点焦虑情绪的蔓延。
我在羡慕之余，更是感到前途渺茫心灰意冷。部队或是工厂都不是我想去的地方，我的理想是当一名新闻记者，即便实现不了，我也想读书深造，不管是什么专业，至少还可以当个技术员什么的吧？我不甘心一辈子从事简单劳动。
当时读大学的名额极少，并且是需要公社推荐。我一个普通知青，大学的大门就是开错了也不会朝着我啊！就这样，时不时地被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煎熬着，无以自拔。
1977年5月，正值我情绪极为低落之际，中共中央转发了还未复出的邓小平写给中央的一封信，政治上极为敏锐的父亲立即意识到中国将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便给我写了一封信，嘱咐我有空时复习下功课，可能会恢复高考了。寥寥半页纸，有如一声春雷，让我顿觉自己的人生总算是有了盼头，心想只要是通过考试来录取大学生，自己还是有些希望的。
文化革命那些年头，大家都没读什么书，相比之下我还算有幸学了点东西：
一是虽然家里对我的功课也是从来不过问，但父亲对我的写作阅读兴趣还是做过一些因势利导的培养，不知不觉中给我的语文打下了较厚的功底。
二是我高一那年正好遇上邓小平复位，大概有一年半左右的光景吧，这段时间学校对教学抓得特别紧，加之长郡中学是一所老牌名校，老师的教学水平可都是一级棒的，我也就心无旁骛地扎扎实实读了一年半的书。
我（左）在农村知青点为大家做饭。
三是我中学期间在班上有两个聪慧绝顶的闺蜜，她们俩学习成绩都特别拔尖，三个女孩整天腻在一起，本来懒惰的我，也不好意思被她们比下去，所以也一直不敢过于松懈，大家私下里暗暗较劲，你追我赶，以至于到了高中后我们一不小心成了年级的三位女学霸。
四是下农村后只搞了一年劳动，大队上的小学要办个初中部，见我文笔还不错，便挑了我去当初中教师，这样我便摆脱了繁重的体力劳动，在学习时间和精力方面都要略占些优势。
此时我当老师快有一年功夫了，同时兼任着初中的数学、英语及政治课程，还有小学六年级的语文、音乐课，下学期还要增开物理、化学。
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很荒唐，区区一高中生，本就没读什么书，同时还兼这么多门课，不误人子弟才怪呢！所以一直暗暗佩服从农村学校毕业考上来的同学，心知靠我等这样的山寨老师那是学不到什么东西的，得全凭着他们自己的天赋和努力。这是题外话。
繁重的教学任务让我忙得不可开交，尽管有了奋斗的目标，可惜自己是个很不能吃苦的人，那什么头悬梁锥刺股的励志故事对我是没什么效果的，工作之余已没什么精力顾及复习功课了，只在偶有空时翻下当时的高中数学教材，那也是做做样子，每天等备完课改完作业，眼皮早打架了，那教材简直就成了我的床头催眠书。
此刻心想，父亲也不过是猜测罢了，哪一天恢复高考还难说呢！所以也就不怎么着急，复习的进度很慢，质量如何更是不得而知。
没想到形势发展如此之快，届年秋天国家就宣布了12月份恢复高考的决定，此时离考试已时日不多了。我们这些知青就在乡下报名，分文科和理科报考。我打算报考文科，想圆了这当新闻记者的梦。
可父亲此时却一反鼓励我爱好文学的常态，又是电话又是口信的，坚决地阻止我报考文科去当什么新闻记者，见我不置可否，硬是把我叫了回去，苦口婆心地做我的工作。他说学文的政治风险太大了，说不定哪天就会惹祸上身。
大哥说得更是决绝：“报什么文科，你想当右派啊！你报文科我就和你脱离关系！”委屈得我眼泪汪汪。不过最后善于攻心的爸爸用一个理由说服了我：“你不是不喜欢当老师吗？学文科当老师的可能性很大的，除非你考得上北大，要不就到了师范学院了。”
我（二排右2）与大学班里女同学在爱晚亭合影。
才20岁就担任了N多门课程教学的我，不检讨自己的课教得不好，却埋怨学生太笨，总觉得自己一天到晚都在对牛弹琴，真是厌烦透了教师这个职业，一听说读了大学还得去当老师，便立马投降了，同意报考理科。
此一决定，可伤了我的语文老师萧老师的心了。萧老师是解放前湖南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高才生，已到了退休的边边上，事业心却还是很强。她一直很器重我，也很关心我的报考。当得知我报考理科的决定时顿足道：“你怎么就考不上北大？考得上的！”可我哪有考上北大雄心壮志和信心？我的第一目标是跳出农门，这可是个生死赌注随意不得！
她见我不松口只好无奈地叹道：“我年轻时就想当个作家没当成，这辈子就一直想培养个作家出来，教了这么多年书只遇见了两个有文学天赋的学生，你是一个。结果那一位学了美术，你又报了理科，我的理想算是完了！”我听了也很难过，觉得自己简直就是毁灭萧老师理想的罪魁祸首，只好默默无语，诺诺地离去。
其实当时我也真是无知，根本不知道除了北大和湖南师范学院，还有很多其他的学校设有文科专业，就这么轻易地被老爸唬住了，从此断了当新闻记者的梦想。人得认命，我费尽心机不想当老师，几经辗转后却还是当了老师，最后虽仍然不喜欢这个职业，但也没那么厌恶了，这也是题外话。
从现在才开始正式的复习。爸爸检查了一下我的复习状况，不禁大惊失色，说这样下去不行，只有一两个月了。你得想办法请假，回来我带你复习。于是三哥托他一位朋友带我到医院去找熟人开病假条。因从未说过谎，到了医生跟前我竟一句话都不敢讲，全是那位哥哥帮我在说，好在很顺利地拿到了一个月的病假条。
一个月以后假满了，我不好意思再找熟人了，便莽莽撞撞地直接跑到大队书记那儿请假，说我病还没好。老书记竟一点都没有怀疑，还顺着我的话说：“那是没好，看你脸色那么苍白，回去再休息一下吧！”学校的校长也没有为难我半句，继续放我回了家。
比起很多不敢耽误出工、只能在工余时间复习的知青来说，我是幸运多了，多了好多温习的时间。后来想想，医生、书记、校长，他们哪会看不出我这拙劣的谎言？其实都是在暗暗地帮我。他们都是我生命中的贵人，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不惜为难自己帮助了我。
一直到快考试了，我才回到农村，也不知道我的那些七七八八的课是谁给接下来的，直到N年后我自己担任了主管教学工作的院领导，才意识到当时我给学校带来了多大的困扰，可我却从来没有当面感谢过他们一句！
湖大学生文工团参加湖南省大学生文艺汇演，本人担任领唱。
在当时的中国，家里有个当知青的孩子，那就是每一对父母最大的心病，能考上大学自然是最好的出路，关键是还能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，只是竞争如此之激烈，不得不背水一战了，就和现在所有的考生家庭一样，全家人把我的高考当成了头等大事，成败在此一举。
大概是知道我们家有一位高考生吧，往日里络绎不绝来找父亲的客人也一时绝了迹。父亲直接担任了我各门功课的辅导老师。母亲则承担了全部的家务。那时家里房子很挤，总共才两间很小的房间，哥哥们全搬到单位上去住了，把一间房腾给了我。
房间里没有书桌，只有一张破旧不堪的折叠小饭桌，因房间小，平日里吃完饭是要把桌子收起来的，在我复习的那一个多月里，就没有再收起来过，吃过饭妈妈把碗筷收了擦一擦桌面，铺上一层报纸，我和爸爸一人坐一方便干了起来。
这一个月，是我人生中和父亲相处得最紧密的一段时光，父女在共同作战攻克我的高考堡垒，非常的温馨。
父亲否定了我曾看过的文革教材，他不知从哪里借来了一套文革前的高中教材。因为时间太短，父亲说数学分数高，先保证把数学考好。他每章都会抽出些题目让我做，做得好的就让我过，做得不好的就跟我讲课。我记得他说我立体几何和解析几何学得不好，重新让我学了一遍，这恰巧是我高二第二学期的学习内容，那时邓小平已被赶下了台。可见我的学习基础居然是与邓大人的政治生涯息息相关的！
待到教材看完后，父亲每每下班后又不知从哪里找回来些题目让我做，这些题目比书上的要难一些。到考试时，我的数学基础打得很好了，拿起试卷一气呵成，应该是只粗心丢了两分。父亲只是一位中学校长而并非数学老师，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他的数学基础那么好，比教数学的妈妈还要好得多。
因时间实在是有限，我在物理和化学方面花的时间不多，父亲只是把最重要的内容勾选出来让我看，做做例题，有问题问他。到底是题做少了，投入和产出是成正比的，所以考得也一般。因妈妈是长郡中学的老师，我还有幸听过几次长郡中学组织的复习课。
我对一次化学复习课印象颇深，主讲是长沙市有名的刘佑文老师，人称刘化学，他的课不仅条理性很强，且风趣有味，那些难点从他嘴里出来都异常轻松。记得当时对氧化还原反应中的几个概念我总有些迷糊，刘老师说你们记住五个字就行了：“升失被氧还”，即化合价升—失电子—被氧化—还原剂。这个口诀我一下便记住了，而且记了一辈子，后来还传授给了高考中的儿子，哈哈！
在当时，除了还没离校的应届生外，我的这种学习条件应是得天独厚的了，有什么问题随时都有爸爸给解答，所以学得很轻松，一点压力都没有。大多数知青都只能闷头看书或相互讨论，有问题上哪儿问去？所以，有个如此睿智如此爱我的老爸，是我人生中最大的幸福。
2011年我带学生实习时留影。
语文占着自己基础还行，根本没理过，其实感觉考得并不见得好。萧老师阅卷时到作文突出的试卷中去翻找，以为里面会有我的试卷，结果没有。政治更是不知从何复习起，只好听了一次复习课便没管过了，结果政治考得最烂。
那时不知为什么考试结果是保密的，只知道湖南省本科的录取分数是平均55分，公社主管文教的主任事后告诉我，我的平均分数是78分，还说我政治考得太差了，差成什么样子至今也不得而知。现在想想，父亲太有先见之明了，要真让我考文科，别说考北大了，只怕是师范学院都考不上呢！
虽说我考上重点大学，但说实话，有如此优越的学习条件只考了这个分数，我实在是有点对不住人。好在当时家里对我要求也不高，只要能跳出农门就心满意足了，呵呵!
最后，回过头来忆一忆我们家那张神奇的小饭桌。一张油漆斑驳的方桌面，和它底下的活动支架是不配套的，那四只脚也十分不稳，轻轻一碰就会挪地方。我们家人喜欢用它来温习功课，因为师生可以同桌，有时学生还不止我一人，邻居家孩子也跑过来蹭蹭课什么的，全围在这一张桌上。从这张小饭桌上，父亲先后培养了四位大学生。我是第一个，接着有我三哥考上了湖南师大，堂弟考上了清华，表妹考上了湘雅。
最神奇的是三哥，他是68届的初中毕业生，15岁就被迫下了农村。文化水平说是初中，实际上小学都没读完就遇上文化大革命，初中的大部分时间在挖防空洞。后来凭着自学的小提琴特长考到剧团拉琴。见我考上了大学，他也决心要报考改变一下自己的命运，爸爸测试了一下他的数学水平：1/2+1/3=2/5。
爸爸说只有半年了，凭你这基础理科是肯定考不上的，考文科吧！于是给他制定了一套专门的考试复习方案，三哥也是拼了，那劲头那才真叫头悬梁锥刺骨呢！78级居然考上了师大历史系，后来还读了研究生。在父亲的辅导下，数学虽说考得不好，但也没拖太多后腿。
送走了四个大学生后，爸爸整天得意地夸他那张宝贝小饭桌，来了贵客都在那张桌上请吃饭。大概小饭桌也意识到了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吧，便不大尽职了。
有一天，爸爸特意蒸了碗泥鳅招待远方回来的叔叔，蒸好的泥鳅刚刚端上桌，“哗”的一声桌子突然垮了，泥鳅泼了一地。我们面面相觑，一时鸦雀无声，不知是可惜那碗泥鳅，还是心疼这张小饭桌。
于是，爸爸口口声声要当作传家宝带走的那张破桌子，终究没有随着我们搬入新家。
2016年湖大校庆90周年晚会，当年的文工团成员和九零后学生共同演出。我和熊晓鸽表演二重唱。
（作者授权本号原创首发，特此鸣谢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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